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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始于興趣 忠于使命|追憶著名天文學家王綬琯

                 2021-02-02 中國國家天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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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核心提示:撰文 | 孫媛媛 編輯 | 懷塵 著名天文學家、中國射電天文學開創(chuàng)者、中國現(xiàn)代天體物理事業(yè)的奠基者之一、中國

              撰文 | 孫媛媛

              編輯 | 懷塵

              著名天文學家、中國射電天文學開創(chuàng)者、中國現(xiàn)代天體物理事業(yè)的奠基者之一、中國科學院院士、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研究員、中國科學院大學榮譽講席教授、中國天文學會名譽理事長王綬琯先生因病醫(yī)治無效,于2021年1月28日21時37分在北京逝世,享年98歲。

              2007年冬日的一個午后,王綬琯院士在北京中關村寓所接待了《中國國家天文》編輯部的專訪。時年近85歲高齡的王先生,身體硬朗,平和謙遜,侃侃而談。而今,先生卻已化身天上星辰。舊文重發(fā),先生千古!愿先生安息。

                臨江仙 · 書懷

              一個象牙圓頂漢 管中天我相窺

              目成意會醉欲癡

              星搖河漢近 心躍女牛知

              富貴不淫貧不怵 生平居里皈依

              浮沉科海勉相隨

              人重才品節(jié) 學貴安鉆迷

              他曾經(jīng)是造船專業(yè)的高材生,卻憑著對科學真理的興趣和熱情改行學起了天文,并在這個領域樹立了豐功偉績:參與我國天體物理學的組建,開創(chuàng)我國射電天文學的研究,規(guī)劃我國天文學的發(fā)展方向……一次次精彩的跨越,成就了他傳奇的“追星”經(jīng)歷。

              在北京市的中關村有這樣一個群體,他們多數(shù)是科學家,其中很多人還是院士。他們一年數(shù)聚,吟哦切磋,撰文賦詩,創(chuàng)作頗豐。讓他們走到一起的是活躍近20年的中關村詩社?!爸嘘P村里詩人社,華夏硅城一朵花。談笑鴻儒吟夙志,歡歌豪興詠中華?!北疚牡闹魅斯?,便是詩社創(chuàng)始人之一、名譽社長王綬琯院士。

              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、中國天文學會名譽理事長、原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臺長……王綬琯先生有很多頭銜,但他只把自己看成是一個普普通通的“追星族”。不過,要說起這位“追星族”一輩子的“追星”故事,還是頗有一些戲劇性的。

              少年時代入行造船

              1923年1月,王綬琯出生在福建福州一個普通家庭。三歲時父親就去世了,作為獨生子的王綬琯由母親一手帶大。母親自學成醫(yī),無償為很多人看病。母親的善良和勤奮,深深地影響著他。

              1936年,還在上初二的王綬琯考上了福建馬尾海軍學校。馬尾海軍學校最早是清末為籌辦中國海軍而建立的,學校完全模仿英、法的教育制度。王綬琯最初學航海專業(yè),后來因為眼睛近視,改學造船專業(yè)。

                馬尾海軍學校

              由于學校實施的是新式教育,使王綬琯能夠較早地接觸到數(shù)學、物理等自然學科,并產(chǎn)生了濃厚的興趣,而對于從小就喜歡的天文,他更是念念不忘。由于興趣所致,王綬琯一有時間就會跑到書店里去看天文書刊。令他印象很深的是一本叫做《宇宙》的雜志,這是由李珩、張鈺哲等老一輩天文學家編輯出版的。雖然那時雜志的紙張很粗糙,但卻滿足了王綬琯對天文的好奇心,并引領他去了解更多的知識。

              在上世紀30年代,能有這樣一個學習的機會實屬不易,年少的王綬琯也非常珍惜。畢業(yè)后的王綬琯考取了公費赴英國留學的資格,開始了他的留學生涯。在那里,王綬琯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,從而也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。

              造船學生到天文工作者的跨越

              在英國,王綬琯就讀于皇家海軍學院,繼續(xù)著他的造船專業(yè)。這是一個更廣闊的天地,學院濃厚的學習氛圍和豐富的學習資源,使王綬琯如魚得水。上世紀40年代的英國,出現(xiàn)了幾位非常出色的天文學家,同時又是非常出色的科普作家,如愛丁頓、金斯等,王綬琯被他們的作品深深吸引,經(jīng)常利用空閑時間,如饑似渴地學習。

              機緣巧合的是,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的隔壁恰好是格林尼治天文臺。這對于從小就喜愛天文的王綬琯來說,無疑是個巨大的誘惑。憑著“近水樓臺先得月”的便利條件,王綬琯在天文臺結交了很多朋友。

              多年來對天文學的興趣,不但沒有因時間的流逝而消磨,反而使王綬琯變得愈發(fā)癡迷。在與朋友的交流中,在掌握了更多的天文知識后,王綬琯逐漸產(chǎn)生了改行從事天文學研究的想法。1949年,王綬琯抱著試試看的想法,給英國的幾位天文學家寫信請教問題。沒想到天文學家都很熱心地幫助他,這給了王綬琯莫大的鼓舞和信心。后來,王綬琯有機會到倫敦大學天文臺,拜訪了當時的臺長格雷戈里先生,這是一位老天文學家,對年輕人很關心。他與王綬琯傾心交談,當?shù)弥@個中國年輕人有意到自己的天文臺工作時,竟然非常贊成。這讓王綬琯改行的想法日趨清晰和強烈。

              經(jīng)過幾年的苦讀,王綬琯以優(yōu)異的成績畢業(yè)于海軍學院。當時擺在王綬琯面前有兩條路:一是學以致用,以十幾年的造船專業(yè)功底找一份穩(wěn)定的工作;二是改行從事天文工作。這是一次艱難的選擇。經(jīng)過長時間的深思熟慮,憑著對科學的熱愛,以及母親的支持、朋友的鼓勵和前輩的幫助,王綬琯最后還是毅然放棄了造船,改行天文。

              1950年,王綬琯如愿以償來到倫敦大學天文臺工作,正式開始了他的“追星”生涯。當時,主要研究經(jīng)典天文學的格雷戈里已經(jīng)60多歲了。雖然他對當時的最前沿天體物理研究領域不是很熟悉,卻鼓勵年輕人員去搞天體物理研究,于是王綬琯也將自己的方向定位在天體物理學。后來,格雷戈里退休,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實驗天體物理學家艾倫教授接任臺長。王綬琯從這兩位臺長、天文學家以及天文臺同事那里得到了不少幫助,學業(yè)進步迅速。當一個人將他的興趣與事業(yè)融為一體的時候,艱苦的學習和勞累的工作都不再是困難,反而成為了樂趣和享受,“人重才品節(jié),學貴安鉆迷”,王綬琯是這樣想的,也是這樣做的。

                倫敦大學天文臺,右一為王綬琯

              開創(chuàng)我國射電天文學研究

              1953年,學有所成的王綬琯與當時大多數(shù)留學生一樣,克服了種種困難返回祖國。新中國百廢待興,王綬琯來到了在南京的紫金山天文臺工作,加入了恢復新中國天文事業(yè)的行列。在紫金山天文臺,王綬琯除了參與修補抗戰(zhàn)期間損壞的望遠鏡外,還發(fā)揮他的專業(yè)優(yōu)勢,參與到我國天體物理學的學科建設中。

              不久,國家下達了一個提高時間信號精度的任務。那時的天文隊伍很小,王綬琯被調(diào)到上海天文臺參加這項任務。來到上海后,王綬琯便和葉叔華、羅定江等一道,從測時、守時的手段、技術革新入手,夜以繼日地工作。雖然大家都沒有足夠的工作經(jīng)驗,卻都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有收獲。一年多時間過去了,他們交上了滿意的答卷:將我國時號精確度提高到0.01秒。在授時任務的帶動下,我國的天體測量研究也登上了一個新的臺階。

                紫金山天文臺 50 周年時“老同志”合影。

              前排左起:李鑒澄、孫克定、張鈺哲、陳遵媯、陳展云;二排左起:王綬琯、席澤宗、羅定江、李元、吳守賢;三排左起葉叔華、苗永瑞。

              從天體物理學改做授時工作,這是王綬琯回國后第一次改變專業(yè)方向。但這僅僅是個開始,馬上他又面臨第二次改變:射電天文學。

              射電天文學是以無線電接收技術觀測天體的一門學科,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以后。為了追蹤國際天文學研究前沿,中國科學院決定發(fā)展射電天文學,當時沒有任何技術、設備積累,怎樣才能赤手空拳“打出天下”呢?

              正當大家一籌莫展時,機會終于來了。1958年,中國和蘇聯(lián)組織了一支赴中國海南島“日食射電觀測隊”。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吳有訓先生敏銳地察覺到,可以利用前蘇聯(lián)參與這次日食觀測的契機引進他們的射電技術,從而改善我國射電天文的技術裝備和條件。這對于我國剛剛起步的射電天文研究來說,應該是一個天賜良機。

                王綬琯在海南。1958 年海南島日環(huán)食中蘇聯(lián)合觀測隊全體人員在三亞觀測基地。

              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,日食觀測取得成功。在與前蘇聯(lián)科學家的合作過程中,王綬琯邊學邊干。觀測結束后,如愿以償?shù)亓粝铝艘患苄⌒蜕潆娡h鏡。這臺射電望遠鏡成為我國日后開展射電天文學工作的重要參考。1958年,日食觀測完成后,王綬琯從上海調(diào)到北京,開始籌建北京天文臺的射電天文學部分。這樣,王綬琯徹底轉到了射電天文學研究領域。

                王綬琯(前排左三)在早期北京天文臺的沙河工作站

              那時,初建的北京天文臺正在“白手起家”,一無所有。王綬琯和同事們在昌平的沙河鎮(zhèn)駐扎下來,搭個草棚,在里面講課、生活、討論問題,射電天文望遠鏡就放在露天觀測。重重困難、簡陋的條件、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,這些都沒有難倒王綬琯和同事們,反而更激發(fā)了他們的斗志。在綜合分析之后,王綬琯著重做了兩件事情:一是辦訓練班,二是著手射電天文學研究所需“硬件”的基本建設。在培養(yǎng)射電天文學人才的同時,他主持了北京天文臺射電天文學的建站選址工作,并最終確定在密云建立射電天文觀測站,這就是密云不老屯觀測站的射電望遠鏡綜合孔徑天線陣。

                密云綜合孔徑射電望遠鏡

              從零開始,以天文學科為突破口,就這樣,憑著“窮則變,變則通”的信念,王綬琯開始了我國射電天文學的基礎建設工作。經(jīng)過艱苦卓絕的努力,1968年,王綬琯和同事們成功地研制出我國第一臺射電天文望遠鏡:16面射電干涉儀。后來,又相繼制成了分米波復合射電干涉儀、米波綜合孔徑射電望遠鏡系統(tǒng)等重要射電天文觀測設備,并在相應的觀測研究中取得多項創(chuàng)見性成果,為我國射電天文學達到世界同步發(fā)展水平,立下了汗馬功勞。

              未雨綢繆,規(guī)劃我國天文學發(fā)展

              1980年,王綬琯擔任北京天文臺臺長、中國科學院數(shù)理學部副主任,分管天文。從那時起,除了射電天文學的研究工作,王綬琯開始更多地從戰(zhàn)略高度來考慮我國射電天文學乃至整個天文學的發(fā)展方向。從研究人員到管理者,隨著角色的改變,王綬琯的工作重心發(fā)生了第三次轉變。

              面對當時全國天文學研究的狀況,王綬琯決定先解決主要矛盾。所謂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”,“巧婦”和“米”都是急待解決的問題。他主要考慮兩件事:一是趁開放的機會把骨干力量送到國外去學習提高、開闊眼界,深入了解國際天文學的發(fā)展水平和最新進展;二是進行中遠期規(guī)劃,特別是解決天文研究必需的觀測設備。

              到上世紀90年代,我國先后成立了光學和射電天文學的開放實驗室。在光學研究方面,研制成功了北京天文臺的2.16米望遠鏡、云南天文臺的1米望遠鏡和上海天文臺的1.5米望遠鏡。在射電天文學方面,北京天文臺密云站建有米波綜合孔徑射電望遠鏡,上海天文臺和烏魯木齊天文站建有25米“甚長基線干涉陣列”射電望遠鏡,紫金山天文臺青海德令哈站建有13.7米口徑的毫米波射電望遠鏡……

              在王綬琯的領導和管理下,短短十幾年的時間,我國的天文學研究有了一個嶄新的局面。作為設計師,王綬琯自然也感到非常欣慰。他自謙地說,自己是一個愚鈍的人,一段時間只能全心全意做一件事情。為了做好管理工作,王綬琯幾乎放下了20多年的射電天文學研究,重新溫習其它研究領域。他認為只有了解和熟悉相關領域的內(nèi)容和動態(tài),才能更好地制定政策。這其中的艱辛和困苦,只有他自己最清楚。

              國際矚目的LAMOST

              上世紀80年代中期,當時的青年科學家、如今都已是中國科學院院士的蘇定強和陳建生找到王綬琯,共同商討我國天文學未來規(guī)劃問題。當時我國的光學望遠鏡已經(jīng)可以做到2米,但僅憑這點,又怎么能與國外大口徑的天文觀測設備競爭呢?為了解決設備問題,經(jīng)過長時間研究,在1987年他們最終找準了目標,取定了方向,發(fā)掘出了新的突破點,那就是:配置數(shù)千根光導纖維的“大天區(qū)面積光譜望遠鏡”。之后經(jīng)過多次學術討論,三易藍圖,1994年將方案確定為“大天區(qū)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望遠鏡”,簡稱 LAMOST。

              共同提出 LAMOST 方案( 1994 年)五人中的四人, 2007 年相聚在新建成的 LAMOST 前。

              LAMOST項目旨在解決天文望遠鏡設計上大口徑和大視場不可兼得的矛盾,這是100多年來全世界都沒有解決好的難題。懂行的人深知,這是和國外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高難度的選題。1994年7月,當兩位青年科學家褚耀泉、崔向群在英國一次國際會議上首次報告這個系統(tǒng)方案時,立即引起國際同行的強烈反響。人們之所以如此興奮,是因為他們看到中國的LAMOST方案一旦實現(xiàn),將最終解決阻礙天文光學發(fā)展過程中的“瓶頸”,人們就可以同時在大片天區(qū)中測量幾千個光譜,而觀測效率將比以往提高幾千倍。

              王綬琯說,這樣一個低成本、高效益的項目,是我國天文界集思廣益的結果,是理論與實測、科學與技術人員通力合作所取得的成就。

              大手拉小手

              從第一線科研工作退出之后的王綬琯,并沒有閑下來,除了繼續(xù)從事學術研究外,還積極地投入到科學教育中。每當提及科普教育的起因,王綬琯總會說起一組數(shù)據(jù):上世紀100年里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中,大概30%的人是因30歲以前的工作而獲獎,他們以及很多其他杰出科學家都是在25歲~26歲左右進入到創(chuàng)造的高峰時期。這表明20歲左右就可以并且應該進入科學研究角色,而在現(xiàn)在的教育體制下,這個年齡段的他們卻正值高中或大學時期。這些數(shù)據(jù)提醒了王綬琯,他認為要擺脫“諾貝爾”獎為零的尷尬,就應該盡早培養(yǎng)和發(fā)現(xiàn)“科學苗子”,并為他們提供良好的科學環(huán)境和發(fā)展機會。

                王先生與中學生們在一起

              正是基于這樣的信念,王綬琯義無反顧地投入到科普工作中。他倡導成立了“北京市青少年科學俱樂部”,開展了一系列校園科普活動,這在首都科技界、教育界引起了廣泛的響應。在他的影響下,許多知名學者也都投入到青少年科學教育行列中來,一個“顛倒衣裳拉小手,推敲律韻扎新堆”的局面已經(jīng)形成,也許未來的一位“諾貝爾”明星會因此誕生呢。

              回首幾十年的科研生涯,王綬琯是欣慰的。他曾參與我國天體物理學科基礎建設;他曾在海南島日食觀測中引進前蘇聯(lián)的射電天文技術;他曾籌建北京天文臺,創(chuàng)辦全國首屆射電天文訓練班,研制成功我國第一臺射電望遠鏡;他曾指揮并規(guī)劃“全國一盤棋”的天文研究布局;他曾參與提出國際領先的LAMOST項目……這些,都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、智慧和感情。

              王綬琯從造船改行天文,從天體物理改做時間授時,從射電天文改做管理規(guī)劃,從科學研究投身科普教育,每一次的轉變都非常精彩和完美,而其中惟一不變的,就是對天文學的鐘情和對使命的忠誠。

              1993年,紫金山天文臺將第3171號小行星命名為“王綬琯星”,以示對這位天文學家的尊敬和肯定。然而,在成功與成就面前,王綬琯時時想到自己的不足,常常“自省平生有三愧”,自責“文章老未成”,或許,這也正是他人格魅力之所在。

                ——原文刊載《中國國家天文》 2008年第2期

              先生千古!

              本文經(jīng)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“中國國家天文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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